2022年的下半場，“第五代”的二代們爭相綻放。

張藝謀的女兒張末，父女聯(lián)手，《狙擊手》喜提金雞最佳導(dǎo)演提名。別管是老帶新還是新老交替的信號，總之，有些優(yōu)秀了。

陳凱歌的兒子陳飛宇，經(jīng)歷了“阿瑟請坐”，以及《趙氏孤兒》、《妖貓傳》、《將夜》的一次次實踐，終于憑《點燃我溫暖你》燃了一把。

馮小剛也因為陪女兒出國讀書，不得不忙著辟謠和解釋。

“二代”們以不同的方式競相亮相，似乎是欲與父輩試比高。

畢竟可愛的“好大兒”陳飛宇，可是曾經(jīng)對陳凱歌放話（口誤）：“我希望幾年以后，別人能說，我是你爸！”

還見縫插針和老爸比過身高！

只不過真比起來，難度還是挺大的。

因為，他們父輩的戰(zhàn)績，已經(jīng)行至巔峰，成為中國電影，無法輕易超越的代言與符號。“第五代”導(dǎo)演，他們各自綻放，又高光匯聚，構(gòu)成了百年影史中，風(fēng)格鮮明而獨特的篇章。

今天柴叔就隨大家一起看一看，電影圈在百年歷程中，這些為人熟知的“第五代”他們所書寫的歷史，締造的故事和記憶。

“開山”與挑戰(zhàn)傳統(tǒng)

1977年高考恢復(fù)，正在咸陽棉紡八廠當工人的張藝謀得到消息，帶著自己的攝影作品闖北京。

28歲的張藝謀，陜西農(nóng)村插過隊、當過電工、搬運工，跑過宣傳。省吃儉用買下一臺海鷗照相機，搞攝影。

愿望是好的，但年齡與規(guī)定的“22”相去甚遠。厚厚的作品集，招生老師看了直呼：我很欣賞你，但我不能收你。

張藝謀也不服輸，多次找到有關(guān)部門，向負責人寫信反映。

作品和真誠最終打動領(lǐng)導(dǎo)，破格進入北影攝影系學(xué)習(xí)。雖然一開始只是“旁聽”，但張藝謀憑借自己的才華和堅持走到了最后。

此時“影二代”陳皚歌早就把名字改成了陳凱歌，北京四中念過書，西雙版納農(nóng)墾局歷練過，又參軍，轉(zhuǎn)業(yè)后進入北京電影洗印廠。

這一波也抓住時機，想考北大中文系，結(jié)果除了文學(xué)其他都不合格，遂落榜。

趕上電影學(xué)院恢復(fù)招生，憑借自己滿腹才學(xué)，成為報考難度極高的北影“78級”導(dǎo)演系中的一員。

這一屆也的確是輝煌。

導(dǎo)演就走出了：張藝謀、陳凱歌、顧長衛(wèi)、李少紅、吳子牛、田壯壯、霍建起、胡玫。

演員也不乏張豐毅、周里京、沈丹萍、方舒，謝園、張鐵林等，在影視界留下記號的面孔。

雖然來自五湖四海，但精神上卻仿佛有一種天然的一致性，叛逆而生動。

那時候經(jīng)常有導(dǎo)演到北影，播放作品做“宣發(fā)”。但趕上張藝謀、陳凱歌這一波，場面通常很尷尬，他們?nèi)耸侨チ耍皇侨ス恼频模菫榱素暙I“噓”聲。

在他們看來這些老套而陳舊的影像如同“裹腳布”，他們渴望新空氣，真正能打動自己的東西。

久而久之導(dǎo)演們都繞開北影，寧可不混臉熟也不找那難堪。

但郭寶昌不一樣，他堅持帶著《神女峰迷霧》勇闖北影，結(jié)果看得張、陳這些叛逆青年暗暗拜服，備受啟發(fā)。

畢業(yè)后，張藝謀直接分到廣西電影制片廠，一落地就趕上好時機，5月份廠里批準成立全國首個“青年攝制組”，應(yīng)屆畢業(yè)生張軍釗、張藝謀、肖風(fēng)、何群挑大梁。

隨后就下達生產(chǎn)令，以郭小川的同名詩歌為藍本，拍攝《一個和八個》。

不僅從導(dǎo)演、攝像到美工被廣西廠的“青年組”包攬，郭寶昌擔任了“不掛名”的藝術(shù)指導(dǎo)。

主角團陶澤如、陳道明，配角謝園、魏宗萬，就連配音演員都不乏孫彥軍這樣的名字，放到現(xiàn)在仍然影響力十足。

進廠就獨立拍片，在當時的電影界“史無前例”，影片也成為另一份“史無前例”。

一個遭陷害的敵后指導(dǎo)員，被與八名罪犯關(guān)在一起。他堅持不懈自證清白，剛毅忠正的人格魅力打動了這些被蓋章認證的“惡人”。即使最終依舊沒能為自己正名，但仍舊義無反顧站上前線。

故事并不復(fù)雜，但將關(guān)注點放在戰(zhàn)爭背景之下的“冤屈”與“忠誠”，“人”與“人性”的沖突。

對傳統(tǒng)價值觀，“階級精神”、“民族情感”的巨大挑戰(zhàn)與反叛，引起強烈反響。

大膽的靜態(tài)不完整構(gòu)圖，如同黑白板畫般線條分明，對傳統(tǒng)審美的變革實現(xiàn)了中國電影的一次美學(xué)巨變。

“人類的悲歡并不相同”，但在那個特定環(huán)境中的“一個和八個”，卻達到了共通，或許這就是可以稱之為人類本源與共性的“性本善”。

何為正義、法理，何為善惡、情理，它們并非如同程序里的“0”和“1”確定而冰冷，而是充滿了復(fù)雜性、現(xiàn)實性，有時甚至是抽象的、僅存于意識層面的。

《一個和八個》這部“第五代”的第一次集體作業(yè)，也被公認為“第五代”的開山之作。

其中對人性的關(guān)注和申訴，也幾乎成為“第五代”黃金時期的集體主旋律。

崛起與“石破天驚”

1984年蛤蟆鏡、喇叭褲、霹靂舞成了“弄潮兒”的標配，春晚已經(jīng)“連載”到第二期，朱時茂陳佩斯“吃著面條”將小品“帶貨”到千家萬戶。

第四代導(dǎo)演謝晉一部《高山下的花環(huán)》感動全國，至今仍有人視之為“最好的戰(zhàn)爭片”。

“第五代”導(dǎo)演也有大動作。陳凱歌，畢業(yè)后就近分配去了北京兒童電影制片廠，但一直沒得到什么發(fā)展。這一年借調(diào)到廣西廠和張藝謀匯合，一聚首就搞出了大事情。

作家柯藍在散文《深谷回聲》中所書寫的“反封建與抗爭”精神，打動了編劇張子良。

于是，《黃土地》應(yīng)運而生。

本子到了曾一起“起哄”的老同學(xué)，陳凱歌和張藝謀手里，這對“像導(dǎo)”組合，一出手就是“石破天驚”。

初春，深入陜北搜集民歌的八路軍文藝工作者，與大山深處的貧苦女孩翠巧。延安婦女的婚姻自由，與翠巧所背負的“娃娃親”厄運。

翠巧對新生活的向往，與加諸在她身上無法逃離的現(xiàn)實。離去的顧青和他無法帶上翠巧的無可奈何，婚后的翠巧決定掙脫，卻又在奔向新生活的小船上，被翻滾的黃水吞沒。

新舊的對撞，“信天游”里的古老與生命力，翠巧對新生活的向往與結(jié)局的悲愴，有著宿命的無言與深沉。

但宿命并不是陳凱歌要表達的主題，而是想去思考、尋找一個“根源”。

黃土無垠、長空遼闊，黃河水奔騰不息，民俗婚禮、安塞腰鼓與祭祀祈雨，張藝謀與陳凱歌所呈現(xiàn)的“人與自然”，宏大奔放、本能純粹，有壓抑沉悶的困境，更有山崩地裂的激情。

“豪門痞女”洪晃看了直呼：“搞藝術(shù)的人太厲害，跟他們一比，金錢是那么骯臟。”直接迷上陳凱歌。

影片還深深擊中了一個21歲青年的靈魂：“整個過程淚流滿面，看完之后我就想，我要干這個工作。因為，電影可以改變世界”。

這個青年就是賈樟柯。

巔峰、絕唱與“引子回旋”

《黃土地》被認為是中國電影史上的一場“雙峰會”，中國“西部片”的“母體”。也拉開中國電影在國際上大放異彩的序幕。

日后張藝謀定格“黃土”、“高粱”、長空與河流，締造出了《大紅燈籠高高掛》、《活著》、《一個都不能少》等極具個人風(fēng)格和象征意義的作品。

《紅高粱》自然、血性之“紅”，高粱的繁茂豐盛，強烈的色彩，對原始生命力的崇拜，蘊含著民族生生不息的意識與力量。

在原著所依托的時代，乃至電影上映的年代，其強烈的思想解放意義劃破時空，有人評價：“張藝謀在《紅高粱》里用一個鏡頭，為國人完成了一場劃時代的啟蒙”。

《紅高粱》的意義不僅是捧回了亞洲第一座金熊獎，更讓世界看到中國的顏色，也成為中國電影當之無愧的一座巔峰。

陳凱歌則延續(xù)了“安塞腰鼓”、剪紙、窗花，交出了《孩子王》、《邊走邊唱》、《荊軻刺秦》等一個個主題不同，卻擁有相似精神內(nèi)核，具備深沉人文關(guān)懷的作品。

《霸王別姬》，段小樓與程蝶衣，演生與飾旦，既是好兄弟更是天衣無縫的搭檔。一個深知戲非人生，一個入戲太深，中國傳統(tǒng)戲曲與傳統(tǒng)之下的“小人物”，歷史宏觀與個人微觀，時代風(fēng)云與愛恨糾纏。

風(fēng)華絕代更如一曲絕唱。

1997年陳凱歌仍舊執(zhí)著自我?guī)砹恕讹L(fēng)月》，張國榮、鞏俐演繹民國江南舊家族的愛情悲劇，周迅驚鴻一瞥嶄露頭角。

張藝謀則進行生涯中首次聚焦城市的探索–《有話好好說》。姜文、瞿穎、李保田，外加精彩客串的張藝謀、本山大叔，輕喜劇黑色幽默，留下了“安紅，我想你”的經(jīng)典喊話。

而其中的男主姜文，則早就鼓搗出了自己的“青春日記”《陽光燦爛的日子》。為寧靜、夏雨、左小青、耿樂等一眾如今的“中生代”留下“青春合影”。還讓初出茅廬的夏雨捧回威尼斯、金馬雙料影帝。

這一年，內(nèi)地第一家股份制營業(yè)公司–北京紫禁城影業(yè)正式成立，12月份就整出了大動作《甲方乙方》。

葛優(yōu)、劉蓓、何冰、英達、徐帆、楊立新、付彪……馮小剛則比《有話好好說》里“收破爛”的張藝謀還過癮，化身“創(chuàng)業(yè)小組”成員之一。

“好夢一日游”看似不現(xiàn)實的外殼下，卻是將小生活蘊含于大荒誕，在當時創(chuàng)業(yè)熱潮以及實用主義風(fēng)靡的環(huán)境下，既是對現(xiàn)實的投射、調(diào)侃與反思。

純粹的“甲方乙方”利益關(guān)系、“向錢看”，是他們創(chuàng)業(yè)的起點。

但過程中與人和社會的交流、互動，這群不切實際“圈錢”的人，卻改換初衷，要把生意做成公益，最終“流產(chǎn)”。

他們從自我現(xiàn)實出發(fā)，卻最終達成“幫助別人，陶冶自己”的自我實現(xiàn)。一份“烏托邦”式的浪漫與溫情，隨著笑聲滲透神經(jīng)。

也實現(xiàn)了影片另外兩個名字：“比火還熱的心 ”、“你不是一個俗人 ”，從開篇處的接近反諷，到結(jié)局處的完美契合。

看似是幾個“京片子”在線斗嘴，《甲方乙方》卻更像是《我愛我家》、《編輯部故事》，甚至是《大撒把》這些風(fēng)格鮮明的“京圈”文化的一次集合和升華。

“1997過去了，我很懷念它。”

如同總結(jié)，更像引子，每每回想感慨良多。

影片投資400萬喜提3600萬票房，開創(chuàng)了特定檔期、導(dǎo)演“風(fēng)險共擔”兩項“第一”。

39歲的馮小剛登上“內(nèi)地賀歲片之父”的位置，也成就了他關(guān)于《一九四二》、《集結(jié)號》的思考與表達。

“第五代”與中國電影

在馮小剛帶來《甲方乙方》、《不見不散》、《沒完沒了》賀歲“三件套”的時候，曾經(jīng)在別人的作品里“有話好好說”的姜文，開始說自己的話，讓別人無話可說 。

趕在這“二十年”的末尾交出答卷，坐穩(wěn)“第五代”的交椅。

姜文無疑是大膽的，甚至是無懼審判的。

如果說《一個和八個》是“好人”與“惡人”的“交鋒”，所帶來的人性沖擊。那么姜文的《鬼子來了》則是在開場處包裹了一個突破正常慣性，甚至是情感的“人際關(guān)系”。

但正如它海報上黑白分明的單詞釋意。

兒時的經(jīng)歷告訴姜文：“一個溫文爾雅的日本人，很容易變成一個我們印象中的日本兵。”

而他想將這些悉數(shù)傳遞，去警世，讓那些為了曾經(jīng)的痛苦而憤怒的人明白，“敵人”二字的真正含義。

真正的銘記歷史，是要站在歷史的榮耀與塵埃之上，守護好我們的現(xiàn)在與將來。

姜文的語言獨特、犀利，帶著強烈的“漢子”氣。臺詞與鏡頭語言暗含深意，這使得他的“民國三部曲”在下一個“二十年”，成為“第五代”中最鮮明、記憶最深刻的存在。

這些年，張藝謀奔走于沖獎與“奧運”的全面自我實現(xiàn)。陳凱歌執(zhí)著于用寓言故事展現(xiàn)自己放不下的悲劇與戲夢人生，馮小剛則忙著在現(xiàn)實與自我間來回切換。

而“站著掙錢”的姜文，則忙著“讓子彈飛一會”。

但有趣的是。

姜文卻向來不認為導(dǎo)演有所謂“斷代史”：“我不知道有沒有第五代這件事。我一直不認為是可以用‘代’來衡量創(chuàng)作者的。”

馮小剛自我調(diào)侃：“根本劃不上代”。

而張藝謀更像是一個總結(jié)者：“我對我們這一代人充滿了自信，因為我們綜合了上下兩代的優(yōu)秀素質(zhì)，又與他們不同。”

這也像極了他們各自成長經(jīng)歷所造就的個性。

陳凱歌的導(dǎo)演父親和高級編劇母親，以及他所浸潤的皇城文化、仕子文化造就了他的文人情懷和才子“范”。

張藝謀祖上從“臨潼大戶”到落魄“軍官后裔”的家境流轉(zhuǎn)，工人經(jīng)歷與對人與自然的體悟，則成就了他的西北情節(jié)，以及執(zhí)著于黃土更不安于黃土的深沉力量。

馮小剛和姜文，則分別經(jīng)歷了各自父母的“離異”，而馮小剛的教師父親，姜文參加過抗美援朝的軍人父親，則為他們各自注入了原始“基因”，也在日后被不斷放大。

“第五代”他們從一出生就獲得了初始“劇本”，在與一個大變革的時代碰撞后，演繹出為人津津樂道不可復(fù)制的人生，構(gòu)成了極具代表意義的精神財富。

而不管對“第五代”這個稱呼是否認同，他們都擁有著高度的自我意識，有著同款激烈反叛的姿態(tài)。這份個性中的共性，或許這就是他們被共同用來代表“一代人”的原因。

在他們的身前，是“第四代”，經(jīng)歷了形式技巧的模仿與變革，紀實美學(xué)、現(xiàn)實主義熱潮，渴望深化探索與創(chuàng)新突破做出的啟發(fā)與引領(lǐng)。

“第五代”人則從其中獲得變革的靈感與動力，而他們本身所蘊藏的創(chuàng)造活力，與時代的浪潮碰撞，不斷突破形式、固有框架對思想、情感的限制與禁錮，釋放出巨大的能量。

所以也才有了《紅高粱》的紅，《藍風(fēng)箏》的藍，《霸王別姬》的氣質(zhì)格局與文化內(nèi)涵，有了顧長衛(wèi)、姜文、馮小剛各自的“三部曲”，以及如田壯壯般，平靜之下的力量與自我堅持。

正如張藝謀所說：“我們這一代就是要破，打破舊的傳統(tǒng)、舊的框框，在破中求立。”

即便只是“為了打破而打破”，也已經(jīng)足夠震撼。而“自我”向來也是雙刃劍，一方面成就著不可替代，一方面也會不自覺地陷入“自我表現(xiàn)”。

但功不掩過，過也不可抵消功。他們成就于時代，也成就了時代。

1961年電影“寓教于樂”口號的提出，1962年首屆百花獎《紅色娘子軍》獲獎。水墨動畫《小蝌蚪找媽媽》、彩色動畫《大鬧天宮》在巴黎掀起“中國熱”。

新中國電影在底蘊理性與豪情中逐漸趨于成熟和完善，不斷抗爭進取、反思，與時代并進，達成了求真務(wù)實融合真情實感的美學(xué)體驗。

行至“第五代”，隨著《紅高粱》驚艷柏林，《霸王別姬》征服戛納，中國電影展現(xiàn)出無窮的想象力和創(chuàng)造力，進入一個多變、個性具有強大沖擊力的時代。

也達成了繼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之后，中國電影的第二個華點。

這份前所未有的視聽語言，成為時代精神的代言，也深刻影響著時代。在中國電影一百年的歷程中，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。

北影40周年聚會期間，陳凱歌曾說：“中國電影第五代這棵大樹，也慢慢會枝葉飄零。”

但飄零（落幕）的終極意義不是完結(jié)，而是新生。“落紅不是無情物，化作春泥更護花”。“代際”之分，是為了表述、記錄更為了傳承，激勵后來人“上下求索”。

影史百年記錄著中國社會的百年變遷，有淚水、有心酸，有笑容，有自信與輝煌，美的體驗與感動，這是人生，也是電影自誕生之日起，便被賦予的天然屬性和內(nèi)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