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世紀40年代的桑弧電影創(chuàng)造了獨樹一幟的風格特征:沒有大時代的硝煙但充滿小人物的悲哀,沒有國族的宏圖偉業(yè)卻展示老百姓的庸常。
透過《不了情》《太太萬歲》《哀樂中年》等男婚女嫁這些具體的人生境遇,凸顯了市民階層的精神取向。
因此他的影片既不剛烈,也不詩意,而給人以含蓄淡泊的傷感。通過幽默格調(diào)、世俗人際及男女情理,桑弧提供了中國式的家庭情節(jié)劇——市民電影。
影界整頓中,吳性裁以雄厚的資本成立文華影片公司,因朱石麟的關(guān)系,桑弧成為文華公司的基本導演,握有較大的權(quán)利。
戰(zhàn)后,市場對電影的需求較大,各種大小的影視公司紛紛成立。桑弧忙于電影制作,無暇顧及劇本編寫,在朱石麟的影響下,他對劇本有較高的要求,因而選擇與文采過人的張愛玲合作。
張愛玲細膩的文筆加上桑弧的技巧,把上海小市民階層刻畫得淋漓盡致,這也成就了桑弧電影事業(yè)的巔峰。
合作對象朱石麟赴香港
戰(zhàn)后,氣氛緊張,開始舉行“懲治”運動。
在此影響下,上海影戲界成立委員會,檢舉附逆的影劇界敗類。只是,影戲界的檢舉運動讓人啼笑大方。
沙洛諷刺道:“檢舉附逆影人,一批一批又一批,三批統(tǒng)計未滿三數(shù)十。由此足見中國附逆影人為數(shù)之少矣!”
委員會成員皆是從事影戲工作的人,在檢舉中不免有私心,因此對這次的檢舉活動各懷心思。
在談論檢舉附逆影者大會上:費穆很是明白,竟有事沒來。接著,只請了田漢、潘子農(nóng)、史東山等人發(fā)言,田漢是主張以道德制裁,不與合作,史東山主張對一切問題慎重考慮。
只是,潘子農(nóng)大叫大喊,要求對這些人進行嚴重的處罰,說大后方影戲人八年苦頭吃足,上海影戲界各個養(yǎng)尊處優(yōu),絕不能就此放過他們,而且很多言語激烈的針對著史東山而發(fā),似乎是有所言的反對老史的主張。
不料老史很幽默的拍拍頭腦說,‘我昨夜沒有睡的好,對不起,我頭腦有點糊涂不清楚了。’結(jié)果特種委員會就此而散。”
由此可見,一開始,檢舉活動就進展不順利。
大會的第二天,即將所印制嫌疑人物附逆清單和舉報辦法分發(fā)各有關(guān)人員,盼能在十天內(nèi)填寫后由該會統(tǒng)計審查并公布。
影劇界的檢舉活動的確是風聲大雨點小。石馬寫道:“據(jù)可靠消息,過去華影的導演和演員,除了拍過《春江遺恨》的一批人外,其余可以不生問題,因為多數(shù)都是‘苦哈哈’,至于靠了‘華影’發(fā)財?shù)囊慌揞^,則在不可輕恕之列,此后將不許他們混跡電影界。”
因《春江遺恨》《萬世流芳》兩部劇,朱石麟被判為附逆影人,“名導演朱石麟因在上海一籌莫展,邀了黃河和顧蘭君到香港去找出路。”“朱石麟來港后,因受報界嚴重抨擊,苦悶心煩,深居簡出,整日苦守南洋公司,足不出戶。他在南洋公司導演之新片《同病不相憐》,也以情緒欠佳,敷衍塞責,拼命拖延時日,每日拍三四鏡頭。”
在一片“文化”的討伐聲中,朱石麟備受輿論壓力的折磨,同時,受到壓力的還有其他被判為附逆影人的導演。
最后,他們聯(lián)名上書,向輿論澄清自己。這封自白書包括卜萬倉、李萍倩、張石川、方沛霖、王引、朱石麟、徐欣夫、楊小仲、馬徐維邦、何兆璋、屠光啟、鄭小秋12位著名導演。
這封自白書得到了上海當局的認可,上海市主委為12位導演批示為地下工作者,排除附逆嫌疑。
但就這個結(jié)果來說,是引起很多人不滿的,如葉芝諷刺稱:“若輩演員所演影片的導演先生,據(jù)說,業(yè)已獲得了‘地下工作’的證書了,怎不知這些演員也算是地下工作者否?”
無論如何,這個證明對12位導演來說,意義重大。朱石麟拿到證明書的照片后,香港媒體便無從以“附逆影人”攻擊他了。
附逆影人檢舉運動如同鬧劇般,卻讓朱石麟長久地滯留在了香港。
與作家張愛玲展開合作
張愛玲出生在上海的一棟沒落貴族府邸,雖然家庭沒落,但是她從小受到良好的教育。
1931年張愛玲入讀上海圣瑪利亞學校,1932年首次在圣瑪利亞學校發(fā)表短篇小說《不幸的她》顯示出她的寫作才華。
1939年收到香港大學的錄取通知書,在這里結(jié)識炎櫻,兩人成為終生摯友。1941年底,香港淪陷,港大停課。
1942年夏,張愛玲從香港回到上海。1943年5月,張愛玲發(fā)表在《紫羅蘭》刊物上的《沉香屑:第一爐香》,使其在上海文壇名聲大噪。
文學雜志《萬象》主編柯靈注意到了這篇文章,非常欣賞,他找到張愛玲,希望她為《萬象》寫稿子。
此后,張愛玲的文章出現(xiàn)在《萬象》雜志上,張愛玲也結(jié)識了柯靈這個終生難忘的好友。
1945年,日本無條件投降,因和胡蘭成的關(guān)系,張愛玲面臨較大的壓力,受到各方的指責,基本沒有發(fā)表作品,生活拮據(jù)。
在自傳體小說《小團圓》中,張愛玲寫九莉在那段時間是靠吃美軍罐頭的大一聽西柚汁度日的。
兩個月下來,瘦得脫了形,恐怕確是她當時生存狀況的寫照。這時候的張愛玲可以說在物質(zhì)和精神上都到了一個崩潰的臨界點。
好友柯靈不忍看著她繼續(xù)消沉下去,便邀請張愛玲參加文藝界聚會。這次聚會在文華公司基本導演桑弧家舉行,作為上海本地的青年才俊,桑弧在當時非常引人注目,“瘦長條子,恬靜的方圓臉,濃眉大眼長睫毛,頭發(fā)有個小花尖。”
他們在社交場合見面,張愛玲注意到了他。桑弧在當時有《教師萬歲》和《人海雙珠》兩部作品傍身,已在上海影界站穩(wěn)腳跟。
抗日戰(zhàn)爭勝利后,朱石麟先生受到指責,生活困苦,據(jù)理力爭一年后得到清白,后輾轉(zhuǎn)到香港發(fā)展,繼續(xù)從影。
朱石麟離開上海后,桑弧加入文華公司。文華公司剛成立時,急需一部影片打響名聲。
文華公司的老板吳性裁管事較少,在電影規(guī)劃方面由桑弧負責。或是被張愛玲的才華所吸引,抑或是友人柯靈的有意引薦。
聚會上,桑弧邀請張愛玲為文華公司編寫劇本,張愛玲沒有寫劇本的經(jīng)驗,沒有當場答應。聚會上沒有得到張愛玲確定答復的桑弧,隨后拿到柯靈的介紹信,和白楊(電影演員)正式登門拜訪,張愛玲盛情難卻,應承了下來。
之后,便有了《不了情》和《太太萬歲》兩部作品。1947年,張愛玲編劇、桑弧導演的《太太萬歲》一經(jīng)公映,引起轟動。這部電影被評為民國最值得觀看的十大電影之一。
劇本的成熟度和戲劇性、電影的鏡頭處理和場景轉(zhuǎn)換放在現(xiàn)在看起來也是值得借鑒的。
《太太萬歲》的成功離不開兩人的默契,陳子善說:“張愛玲和桑弧真正能夠彼此欣賞,兩個人興趣相投。”
古蒼雨梧認為:真正能把張愛玲作品的情味發(fā)揮較淋漓可觀的,我認為是桑弧。桑弧并沒有把張愛玲的小說拍成電影,但拍張愛玲為他編劇的《太太萬歲》卻如魚得水,將自己雋永的喜劇幽默和張愛玲對人情世態(tài)的感觸結(jié)合得天衣無縫。
桑弧所取得的成就,即是跟隨朱石麟多年學習的結(jié)果,也與張愛玲這個電影編劇有關(guān)。兩個人的合作,一度被稱為“桑張檔”。
“好萊塢電影”重回上海
二十世紀初,好萊塢影片引入中國,最早放映的是派拉蒙公司。
據(jù)《電影周報》記載:“愛普廬戲院來電:該院租得派拉蒙公司名劇《好萊塢》定今日開演,片中有著名電影人物五十人,著名舞臺人物三十人。”“好萊塢影片為派拉蒙影片公司之出品。”
此后,源源不斷的好萊塢影片被引入,吸引了一大批好萊塢電影謎。1945年,抗戰(zhàn)結(jié)束后,上海電影市場慘淡萬分。
主要原因是淪陷時期電影事業(yè)管控嚴格,缺少優(yōu)質(zhì)的影片。解放后,電影事業(yè)尚未恢復,只有“中電”二廠費力拍攝一部《忠義之家》。
這時,引進后被積壓的好萊塢電影成為填補空檔的選擇。有資料顯示,1945年上海進口的好萊塢影片有134部,這些影片成為上海電影市場的主放映。
1946年《中美商約簽訂》,好萊塢電影的引進達到頂峰,全年引入量高達八百多部。
1947年上海本土電影的復蘇,加上政策的管控,好萊塢電影的引入減少許多,此后,成為一個下滑趨勢。
好萊塢電影的引入量雖在減少,但對上海影業(yè)制作產(chǎn)生的影響深遠而長久。張愛玲和桑弧都是好萊塢影迷。
張愛玲最喜歡好萊塢名人葛麗泰嘉寶、貝蒂·戴維斯、克拉克蓋博、費雯麗。她所寫的劇本或多或少受到好萊塢影片的影響。
桑弧是朱石麟的學生,“朱石麟看過好萊塢很多電影,對好萊塢兩位導演很有好感,一位是德國人,名叫劉別謙,另一位是法蘭克·卡普拉。
他對這兩位導演的評價很高,在技術(shù)上也深受他們的影響。我受朱石麟影響較大,劉別謙、卡普拉,我也都很喜歡。”
桑弧在銀行任職時,閑暇時間經(jīng)常與同事去電影院,常看的便是好萊塢影片,自然也看了大量的好萊塢影片。
正因如此,桑弧邀請張愛玲合作電影,是一個非常正確的選擇,在上海,除了張愛玲,找不到第二個既有名氣又懂得好萊塢電影的小說寫作者。桑弧同樣懂得張愛玲,能用獨特的電影手法呈現(xiàn)張愛玲的作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