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世紀40年代的桑弧電影創(chuàng)造了獨樹一幟的風格特征：沒有大時代的硝煙但充滿小人物的悲哀，沒有國族的宏圖偉業(yè)卻展示老百姓的庸常。

透過《不了情》《太太萬歲》《哀樂中年》等男婚女嫁這些具體的人生境遇，凸顯了市民階層的精神取向。

因此他的影片既不剛烈，也不詩意，而給人以含蓄淡泊的傷感。通過幽默格調(diào)、世俗人際及男女情理，桑弧提供了中國式的家庭情節(jié)劇——市民電影。

影界整頓中，吳性裁以雄厚的資本成立文華影片公司，因朱石麟的關(guān)系，桑弧成為文華公司的基本導演，握有較大的權(quán)利。

戰(zhàn)后，市場對電影的需求較大，各種大小的影視公司紛紛成立。桑弧忙于電影制作，無暇顧及劇本編寫，在朱石麟的影響下，他對劇本有較高的要求，因而選擇與文采過人的張愛玲合作。

張愛玲細膩的文筆加上桑弧的技巧，把上海小市民階層刻畫得淋漓盡致，這也成就了桑弧電影事業(yè)的巔峰。

合作對象朱石麟赴香港

戰(zhàn)后，氣氛緊張，開始舉行“懲治”運動。

在此影響下，上海影戲界成立委員會，檢舉附逆的影劇界敗類。只是，影戲界的檢舉運動讓人啼笑大方。

沙洛諷刺道：“檢舉附逆影人，一批一批又一批，三批統(tǒng)計未滿三數(shù)十。由此足見中國附逆影人為數(shù)之少矣！”

委員會成員皆是從事影戲工作的人，在檢舉中不免有私心，因此對這次的檢舉活動各懷心思。

在談論檢舉附逆影者大會上：費穆很是明白，竟有事沒來。接著，只請了田漢、潘子農(nóng)、史東山等人發(fā)言，田漢是主張以道德制裁，不與合作，史東山主張對一切問題慎重考慮。

只是，潘子農(nóng)大叫大喊，要求對這些人進行嚴重的處罰，說大后方影戲人八年苦頭吃足，上海影戲界各個養(yǎng)尊處優(yōu)，絕不能就此放過他們，而且很多言語激烈的針對著史東山而發(fā)，似乎是有所言的反對老史的主張。

不料老史很幽默的拍拍頭腦說，‘我昨夜沒有睡的好，對不起，我頭腦有點糊涂不清楚了。’結(jié)果特種委員會就此而散。”

由此可見，一開始，檢舉活動就進展不順利。

大會的第二天，即將所印制嫌疑人物附逆清單和舉報辦法分發(fā)各有關(guān)人員，盼能在十天內(nèi)填寫后由該會統(tǒng)計審查并公布。

影劇界的檢舉活動的確是風聲大雨點小。石馬寫道：“據(jù)可靠消息，過去華影的導演和演員，除了拍過《春江遺恨》的一批人外，其余可以不生問題，因為多數(shù)都是‘苦哈哈’，至于靠了‘華影’發(fā)財?shù)囊慌揞^，則在不可輕恕之列，此后將不許他們混跡電影界。”

因《春江遺恨》《萬世流芳》兩部劇，朱石麟被判為附逆影人，“名導演朱石麟因在上海一籌莫展，邀了黃河和顧蘭君到香港去找出路。”“朱石麟來港后，因受報界嚴重抨擊，苦悶心煩，深居簡出，整日苦守南洋公司，足不出戶。他在南洋公司導演之新片《同病不相憐》，也以情緒欠佳，敷衍塞責，拼命拖延時日，每日拍三四鏡頭。”

在一片“文化”的討伐聲中，朱石麟備受輿論壓力的折磨，同時，受到壓力的還有其他被判為附逆影人的導演。

最后，他們聯(lián)名上書，向輿論澄清自己。這封自白書包括卜萬倉、李萍倩、張石川、方沛霖、王引、朱石麟、徐欣夫、楊小仲、馬徐維邦、何兆璋、屠光啟、鄭小秋12位著名導演。

這封自白書得到了上海當局的認可，上海市主委為12位導演批示為地下工作者，排除附逆嫌疑。

但就這個結(jié)果來說，是引起很多人不滿的，如葉芝諷刺稱：“若輩演員所演影片的導演先生，據(jù)說，業(yè)已獲得了‘地下工作’的證書了，怎不知這些演員也算是地下工作者否？”

無論如何，這個證明對12位導演來說，意義重大。朱石麟拿到證明書的照片后，香港媒體便無從以“附逆影人”攻擊他了。

附逆影人檢舉運動如同鬧劇般，卻讓朱石麟長久地滯留在了香港。

與作家張愛玲展開合作

張愛玲出生在上海的一棟沒落貴族府邸，雖然家庭沒落，但是她從小受到良好的教育。

1931年張愛玲入讀上海圣瑪利亞學校，1932年首次在圣瑪利亞學校發(fā)表短篇小說《不幸的她》顯示出她的寫作才華。

1939年收到香港大學的錄取通知書，在這里結(jié)識炎櫻，兩人成為終生摯友。1941年底，香港淪陷，港大停課。

1942年夏，張愛玲從香港回到上海。1943年5月，張愛玲發(fā)表在《紫羅蘭》刊物上的《沉香屑：第一爐香》，使其在上海文壇名聲大噪。

文學雜志《萬象》主編柯靈注意到了這篇文章，非常欣賞，他找到張愛玲，希望她為《萬象》寫稿子。

此后，張愛玲的文章出現(xiàn)在《萬象》雜志上，張愛玲也結(jié)識了柯靈這個終生難忘的好友。

1945年，日本無條件投降，因和胡蘭成的關(guān)系，張愛玲面臨較大的壓力，受到各方的指責，基本沒有發(fā)表作品，生活拮據(jù)。

在自傳體小說《小團圓》中，張愛玲寫九莉在那段時間是靠吃美軍罐頭的大一聽西柚汁度日的。

兩個月下來，瘦得脫了形，恐怕確是她當時生存狀況的寫照。這時候的張愛玲可以說在物質(zhì)和精神上都到了一個崩潰的臨界點。

好友柯靈不忍看著她繼續(xù)消沉下去，便邀請張愛玲參加文藝界聚會。這次聚會在文華公司基本導演桑弧家舉行，作為上海本地的青年才俊，桑弧在當時非常引人注目，“瘦長條子，恬靜的方圓臉，濃眉大眼長睫毛，頭發(fā)有個小花尖。”

他們在社交場合見面，張愛玲注意到了他。桑弧在當時有《教師萬歲》和《人海雙珠》兩部作品傍身，已在上海影界站穩(wěn)腳跟。

抗日戰(zhàn)爭勝利后，朱石麟先生受到指責，生活困苦，據(jù)理力爭一年后得到清白，后輾轉(zhuǎn)到香港發(fā)展，繼續(xù)從影。

朱石麟離開上海后，桑弧加入文華公司。文華公司剛成立時，急需一部影片打響名聲。

文華公司的老板吳性裁管事較少，在電影規(guī)劃方面由桑弧負責。或是被張愛玲的才華所吸引，抑或是友人柯靈的有意引薦。

聚會上，桑弧邀請張愛玲為文華公司編寫劇本，張愛玲沒有寫劇本的經(jīng)驗，沒有當場答應。聚會上沒有得到張愛玲確定答復的桑弧，隨后拿到柯靈的介紹信，和白楊（電影演員）正式登門拜訪，張愛玲盛情難卻，應承了下來。

之后，便有了《不了情》和《太太萬歲》兩部作品。1947年，張愛玲編劇、桑弧導演的《太太萬歲》一經(jīng)公映，引起轟動。這部電影被評為民國最值得觀看的十大電影之一。

劇本的成熟度和戲劇性、電影的鏡頭處理和場景轉(zhuǎn)換放在現(xiàn)在看起來也是值得借鑒的。

《太太萬歲》的成功離不開兩人的默契，陳子善說：“張愛玲和桑弧真正能夠彼此欣賞，兩個人興趣相投。”

古蒼雨梧認為：真正能把張愛玲作品的情味發(fā)揮較淋漓可觀的，我認為是桑弧。桑弧并沒有把張愛玲的小說拍成電影，但拍張愛玲為他編劇的《太太萬歲》卻如魚得水，將自己雋永的喜劇幽默和張愛玲對人情世態(tài)的感觸結(jié)合得天衣無縫。

桑弧所取得的成就，即是跟隨朱石麟多年學習的結(jié)果，也與張愛玲這個電影編劇有關(guān)。兩個人的合作，一度被稱為“桑張檔”。

“好萊塢電影”重回上海

二十世紀初，好萊塢影片引入中國，最早放映的是派拉蒙公司。

據(jù)《電影周報》記載：“愛普廬戲院來電：該院租得派拉蒙公司名劇《好萊塢》定今日開演，片中有著名電影人物五十人，著名舞臺人物三十人。”“好萊塢影片為派拉蒙影片公司之出品。”

此后，源源不斷的好萊塢影片被引入，吸引了一大批好萊塢電影謎。1945年，抗戰(zhàn)結(jié)束后，上海電影市場慘淡萬分。

主要原因是淪陷時期電影事業(yè)管控嚴格，缺少優(yōu)質(zhì)的影片。解放后，電影事業(yè)尚未恢復，只有“中電”二廠費力拍攝一部《忠義之家》。

這時，引進后被積壓的好萊塢電影成為填補空檔的選擇。有資料顯示，1945年上海進口的好萊塢影片有134部，這些影片成為上海電影市場的主放映。

1946年《中美商約簽訂》，好萊塢電影的引進達到頂峰，全年引入量高達八百多部。

1947年上海本土電影的復蘇，加上政策的管控，好萊塢電影的引入減少許多，此后，成為一個下滑趨勢。

好萊塢電影的引入量雖在減少，但對上海影業(yè)制作產(chǎn)生的影響深遠而長久。張愛玲和桑弧都是好萊塢影迷。

張愛玲最喜歡好萊塢名人葛麗泰嘉寶、貝蒂·戴維斯、克拉克蓋博、費雯麗。她所寫的劇本或多或少受到好萊塢影片的影響。

桑弧是朱石麟的學生，“朱石麟看過好萊塢很多電影，對好萊塢兩位導演很有好感，一位是德國人，名叫劉別謙，另一位是法蘭克·卡普拉。

他對這兩位導演的評價很高，在技術(shù)上也深受他們的影響。我受朱石麟影響較大，劉別謙、卡普拉，我也都很喜歡。”

桑弧在銀行任職時，閑暇時間經(jīng)常與同事去電影院，常看的便是好萊塢影片，自然也看了大量的好萊塢影片。

正因如此，桑弧邀請張愛玲合作電影，是一個非常正確的選擇，在上海，除了張愛玲，找不到第二個既有名氣又懂得好萊塢電影的小說寫作者。桑弧同樣懂得張愛玲，能用獨特的電影手法呈現(xiàn)張愛玲的作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