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近發(fā)生了兩件看似不相干的事：歌星張學友因為在香港回歸25周年的感言中沒有提及“愛國”，在網(wǎng)上引發(fā)不少非議，最后他不得不發(fā)表聲明，自證清白；臺灣歌手鄭智化的《星星點燈》中的一句歌詞“現(xiàn)在的一片天，是骯臟的一片天，星星在文明的天空里，再也看不見”，在湖南衛(wèi)視的綜藝節(jié)目里，被改為“現(xiàn)在的一片天，是晴朗的一片天，星星在文明的天空里，總是看得見”。
這其中的是非，我不打算去討論，對我來說，關鍵之處在于：像這樣“茶壺里的風波”，隱約透露出近年來公共空間里一種愈演愈烈的“風勢”，那就是任何公開的一言一行，都應當絕對符合政治正確。
由于任何可能隱含著所謂“負能量”的言辭都可能被無數(shù)人吹毛求疵地翻來覆去審視，這就使得公眾人物每天都像是在小心翼翼地走鋼絲。人們感興趣的不是他們旁逸斜出的個性，而是要求他們成為道德表率——當然，有時人們也未必真心這么想，只不過是黑粉或對手抓住機會打擊一下他們的借口。
在《星星點燈》歌詞被篡改之后，網(wǎng)上出現(xiàn)了無數(shù)戲仿之作，多到令人懷疑這是不是湖南衛(wèi)視的反向炒作，但不論如何，諷刺挖苦一下本已走向沒落的電視臺畢竟安全，也許只有少數(shù)人還唏噓地記得，這家如今連歌詞誠惶誠恐的媒體，當初能躥紅的原因之一，就是它膽子格外大，敢于打擦邊球。
時代風勢的轉變，不可能是偶然的。我們確實曾見證過一段百花齊放的好時光，以至于很多人不無欣喜地判斷，中國的公共空間終于隨著社會繁榮到來了。然而，隨后到來的是一個反高潮：這種眾聲喧嘩不僅令人不適，有時還引發(fā)相互攻訐、舉報。
對許多人來說，只擁抱一種正確的價值觀，心理負擔要輕得多，他們對待自己看不慣的事物，就像中世紀人看待異教徒：差異只能意味著偏離、錯誤或低劣。他們只不過沒有意識到，多元性的消失并不必然是一件好事，因為他們自己的生活方式，其實也只是其中一元。
當然也不是沒人想到這不是什么好事，但仍然無力對抗這樣的風勢，不論喜歡與否，都被裹挾進大潮中，問題就在這里：為什么我們這個社會如此演進？
這并不是歷史上第一次出現(xiàn)——雖然未必是重演，但歷史可能確實會押韻。郭安瑞在《文化中的政治：戲曲表演與清都社會》中注意到，清代戲園就曾是一個充滿競爭、沖突和爭議的公共場所，但正因它如此重要，也就成了一系列道德運動的聚焦點，所有伶人和曲目，都必須符合朝廷倡導的儒家規(guī)范和社會道德標準，不能越雷池一步。
然而，人性就是那樣，越是商業(yè)化的演出，藝人在場上的演唱就越是必須隨時適應和滿足各色看客的口味偏好。其結果，是普遍造成偽善盛行，例如在《武松殺嫂》的劇目可以在標榜道德之余，讓人安心地欣賞激烈的情節(jié)和血腥的場面。
這想來是因為中國社會特殊的公私觀念：“公”和“私”不僅是領域之分，也是價值判斷，因而在公共領域都要確保展現(xiàn)絕對道德無暇的一面，私利和欲望也只能以“公”的名義進行。當下所謂“精致的利己主義者”，大抵也是由此而來，對他們加以道德譴責很容易，但問題是，那他們還有更好的辦法嗎？
當這種公共道德規(guī)范淹沒一切時，人們要么“狠斗私字一閃念”（這意味著自我的消失），要么就只能在一個日益逼仄的私人領域里堅守自我。楊曉山在《私人領域的變形》中說：
在中國，“公”一向被奉為道德常規(guī)，與“私”相對立。對于“私”要壓抑和控制，最好是通過道德修養(yǎng)或道德教化，把私轉化成它的對立面“公”。
他認為，私家園林的興起就在于其邊界的模糊性，因為它雖然在物理上在家庭領域內(nèi)，但在精神上又與家庭領域相分離。由此帶來的，便是他所說的“私人領域的變形”。
從這一點上說：也許我們從未現(xiàn)代過，至少沒有我們自己想象的那么現(xiàn)代。不可避免的，當下所出現(xiàn)的一幕，其實仍在那個深厚傳統(tǒng)的延長線上，是長河中最新濺起的幾朵浪花。如果要說有什么不同，那或許是新的主體正在大規(guī)模浮現(xiàn)，這可能將改變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的意義。
不難看出，現(xiàn)在的受眾比以往對這些政治正確更為敏感了。近代以來無數(shù)人都憂心“公”是中國人最缺乏、但又是現(xiàn)代化所必須建立的道德要素，現(xiàn)在已成為深入人心的國族個體基本信念。與此同時，“私”卻已不完全是負面意涵了，至少個人權利、隱私意識也在同步興起。我們可能面臨著一個前所未有的復雜局面。
對那些絕對不能觸碰的信念，人們的道德要求極有可能不會消退；然而，在另一些方面，做過頭的政治正確，在輿論場上翻車的概率也增加了，因為這違背了社會的常識。
這次《星星點燈》改歌詞事件后，胡錫進發(fā)表評論說：
如果你一點我一點營造出一種“政治正確”，變得大家都謹慎小心，每一句話每一個詞都變得很敏感，是不好的。那樣是對“正能量”的曲解，是把正能量窄化，最終脫離群眾。正能量一定要寬厚，有容乃大。上世紀九十年代唱得很火的歌，今天當然應該能原封不動地唱。
這是一種溫和的大家長口吻：有些事，不妨容忍它，用力過猛反而可能適得其反。也就是說，那是一種“我可以管，但不去管”的自我克制。盡管這其中隱含的意味肯定不是每個人都喜歡，但至少，如果能形成這樣的默契，那至少也比不克制要好。
我所期望的，是每一個人，都能肯定自己正常的欲望（生存欲、所有欲），捍衛(wèi)個體權利，獨立思考，在重建這樣主體的基礎上，通過積極的參與，形成新的“公”，那才算是“公共領域的變形”。這當然也不是新鮮事，只是在中國從未完成，而到那一天，我們才算是“現(xiàn)代”了。
